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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风险投资逻辑:复兴之路,一个科学王朝的 …

时间:2018-06-16 07:4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一提到科学,大家都认为文化含量很高。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也往往有一种特别的自信,认为自己做的是跟全人类、全民族命运前途息息相关的事业,总会跟情怀挂钩。但我认为,比历史担当或者匠人文明更重要的是让科学与工业化和商业文明结合,将象牙塔与时代动向紧密关联,才是这一代科学家、产业人、投资人真正的历史责任。我们在《百年生命科学》系列栏目中讲了几位极具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故事,有很多读者留言希望我们能讲讲科学家创业这个热门话题。我们认为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消费,也不是服务,或者说不仅仅是靠消费和服务,而是有原创的高科技的产出。《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也有阐述: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励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曾是一个大陆的主宰,我们把这块大陆称作天下,直到百年前遭遇西方。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以及近乎惨烈的碰撞方式,是形成近代中国穷尽思考力寻求变革的真正根源,中国开始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西方的同时,也得面对自己的过去。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我们得以理解科学文化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科学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启欧洲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世界新的竞争格局由此产生;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47年西门子四大发明,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技术水平。但很显然古代及近代中国并没有产生科学(我们知道即使游得再快,也不是科学,而是技术。能够将身体在水中的浮力与身体排开的水的重量关联起来,也就是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这是科学)。古代中国虽有着较完备的统治制度,阶层固化程度和等级制度看似森严,但在诸多古代文明中算是比较轻的,科举制度为底层劳动者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而优则仕成了每个普通家族的终极理想。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官本位社会,所有的读书人都将科举视为改变自己家族命运,获得社会承认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所有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都在读孔孟、践儒道,官僚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另外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像祖冲之、沈括那样有兴趣整理钻研科学问题。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的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后来牛顿将逻辑科学与实验论证学继续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牛顿经典力学,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欧洲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为探索真理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有波兰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著有《天体运行论》,是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但因提出日心说遭到教会残酷迫害;坚持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以及史上第一个为人所知的女数学家希柏提亚被当成女巫凌迟处死;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因捍卫科学真理,于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但是说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是造成中国没有科学的根源,这个论点是有待商榷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事实上西方历史上也有很多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实际上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是基石。欧洲特别是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技的发展,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基本逻辑也可以解释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可以保持科学技术世界领先水平,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而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的民主,而对占相当多数人口的希腊、罗马奴隶仅仅是奴隶制度的升级改良版而已。纵观世界科学近代史,独立的思考、自由的意识是科学以及商业文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要素,科学的每一次重要突破也推动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纪元,但科学与技术之间仍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如何推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正在关心和探讨的话题。在《创建市场型大学学术科学如何变为经济引擎》一书中,作者着重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大学专利以及校企研究中心三个方面充分论证其学术科学作为经济引擎的观点,讨论了创新驱动经济的话题,并明确指出生物技术领域的创业最初是由寻求教师合作者的风险资本家发起的,大学专利是由管理者推动的,但这管理者是中层的研究管理者,而非大学的高层领导以及最初的校企研究中心是由教师和产业界代表合作发起的,而非大学的管理者推动的。1998年,弗农艾勒斯在研究中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与企业进行的产品开发之间存在一条死亡之谷,并强调,基础研究所产生的成果如果不能跨越这条沟谷,就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求,转化为生产力。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都在转化过程中坠入了死亡之谷,而没能转化为市场需要的商品。死亡之谷在大学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普遍存在,即便在科技成果转化相对较为成功的美国,其转化率仍然较低,有近75%的大学发明专利完全没有实现商业化。20世纪80年代后五年,市场逻辑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逐渐提高。从经济价值角度思考科研已经不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科学家不仅仅执着于学术研究,而且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创业,更愿意与产业界进行合作,大学也将对科学研究成果货币化更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逻辑的发展取代了科学逻辑的运用。技术转让的使命意味着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或者说与其应用之后产生的价值相比相去甚远。这是中国乃至全球的科学界必须要正视的一件事,科学家不应一味追求,仅仅是知识和发现本身就有值得获得商业投资的片面思维。中国对于高科技的投入在逐年增加。一项统计表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对R至今),用以帮助行业人士判断某种新技术是否值得大规模推广,并协助研究新技术的教育应用。其纵轴代表了新兴技术的期望值,横轴则将技术成熟分为萌芽期、过热期、低谷期、复苏期和成熟期共5个阶段。从成熟曲线上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依靠的不是消费,也不是服务,或者说不仅仅是靠消费和服务,而是有原创的高科技的产出。我们的投入已经到位了,但是还缺少最关键的一环科研的商业化。科研的商业化应该由谁来做呢?科学家自己吗?绝对不是,我们不是说科学家不能创业,而是反对科学家当CEO、当董事长,他们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我将在下一集中与你继续探讨在全球科研商业化加速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科学、产业、资本如何相互协作,加速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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